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中,至今还陈列着宋庆龄援助的当时陕北根据地第一台大型X光机。在白色恐怖的1944年,它是怎样克服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历经艰难险阻,由战时的陪都重庆顺利抵达陕北的呢?说来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山城重组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 1941年12月随着香港的沦陷,宋庆龄迁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同时,爱泼斯坦等原“保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通过各种方式从沦陷的香港辗转到了重庆。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办事处设在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的宋庆龄寓所内,宋庆龄继续担任“保盟”主席。
宋庆龄到达重庆后不久,便开始了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但“保盟”在重庆重建组织是相当困难的,在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由于宋庆龄倾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常常遇到国民党方面的重重阻力,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寓所周围,常常有特务监视。在宋庆龄家里办公的“保盟”工作人员,一出宋的住宅,便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刁难。加之战时国内物价飞涨,“保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其主办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受到限制,在重庆无法继续出版,使“保盟”的工作举步维艰。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保盟”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8月,周恩来就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到重庆来,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工作。廖梦醒到达重庆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参加了重建“保盟”的工作,任保盟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她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使宋庆龄有较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经常保持联系。
“保盟”在重庆恢复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设法和国外援华团体重新接上关系,争取这些机构继续支持“保盟”的工作。在“保盟”原先驻重庆的通讯员的帮助下,“保盟”很快与海外的一些援华团体重新建立了联系。其中有纽约的美国的援华会、伦敦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等。“保盟”把募集到的大批药品、医疗设备、保健食品、毛毯被服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前线。她还介绍了不少国际主义战士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如国际和平医院的白求恩、马海德,印度的柯棣华、爱德华、木克华,美国的爱罗色大夫等。
保盟依据“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原则,重点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宋庆龄还说明“保盟”为什么要把抗日根据地放在主要地位:“我们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击区,是因为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
“保盟”募集的款项,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继续从各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同时“保盟”也向世界人民呼吁,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并且公开宣布这是“保盟”从事的救济工作的重点。
冲破重重的封锁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仅要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还要通过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封锁线,这些物资包括给部队用的外科手术用具和药品,给孩子们的鱼肝油和奶粉;给前线战士的军毯、手套、衣服等。“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和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带运。为了途中安全,宋庆龄常常在援助物资外面盖上自己的章,所以这些物件上常常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
由于保盟所筹得的捐款绝大多数是支援抗日根据地的,而国民党社会局处心积虑地要追究捐款的数目、分配和用途。为了摆脱国民党社会局的干预和特务的捣乱,宋庆龄领导大家想尽种种办法绕过国民党的关卡。很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保盟向银行提取国外汇来的捐款,常常要请外国朋友帮助。平准基金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艾德勒曾帮助廖梦醒在银行提取巨款,有时一取就有二三麻袋的钞票。
宋庆龄在重庆还得到了当时任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友好合作。因为史迪威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及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局面十分不满,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利用职权将援华贷款、援华物资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痛恨,而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深为敬佩,遂主张联共抗日,加之对宋庆龄也十分仰慕,他同意让美国军用飞机为保盟运送某些救济物资到延安。
1944年7月、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共30多人到达延安。宋庆龄马上意识到,美军观察进入延安,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这是西运物资的天赐良机,保盟很快就会找一条安全的运输线了。美军给观察组运送给养的飞机,每周有二次赴延安。宋庆龄常常委托史迪威将援助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捎带上。后来,宋庆龄干脆把医药物资直接存放在美军司令部仓库内,以便美机捎带方便。史迪威的侍从副官、侍从参谋杨孟东(他的叔叔曾在广州为孙中山服务过),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宋庆龄对他很亲热。杨孟东则称宋庆龄“姑姑”,常去两路口新村宋庆龄家作客。杨孟东和飞行员很熟,宋庆龄也经常请飞行员们来寓所参加家庭舞会,这为保盟顺利运送物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4年,宋庆龄决定将国外援助的一台大型X光机送到延安。其实当时陕北是有X光机的,不过都比较小,经常出现错误,容易引起误诊,给治疗带来诸多不便。驻在重庆的南方局通过廖梦醒跟宋庆龄提及过这一情况,她一直惦记在心上。正好当时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得来的物资中有一台大型X光机,因交通不便滞留在重庆。由于陆路封锁严密,只能用飞机运送,而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军飞机。于是宋庆龄指示廖梦醒去找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上校,那是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的华侨,深得史迪威的信任。杨副官立刻把情况转告史迪威将军,并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令把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拆开放大,才把X光机装进飞机。一天后,X光机安全抵达延安的消息,就由周恩来亲自告知“保盟”。这台大型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渝参加重庆谈判。1945年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感谢各界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帮助”,在桂园举行茶话会。参加此会的有英国援华负责人、美国联合援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众多国际救济机构,而保卫中国同盟是参加此次会议的唯一国内援助单位。
宋庆龄到会时,毛泽东走出客厅迎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亲自将她送到大门外,一直看她上了车才离开。毛泽东对宋庆龄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原载于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网站)